鄧飛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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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問政治立場 不問教育專業?——回應饒戈老師的質疑

近日,媒體傳出候任特區政府將會委任蔡若蓮博士為教育局副局長,彷彿動了有部分反對派人士的奶酪,發起所謂的網路聯署反對委任蔡博士的聲明。其中一位聯署的發起人饒戈老師,日前在《星島日報》教育版刊登一篇文章,闡述為甚麼要發起聯署。筆者既是教聯中人,認識蔡博士超過十年的了,更是饒老師提到的蔡博士「只負責校本課程及語文教學支援工作」的實際參與者,蔡博士對於我來說亦師亦友,我想我應該有資格回應饒老師的諸般質&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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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教育須掌握法律基礎知識

隨着課程發展議會通過《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在初中實施三年十五個小時的基本法教育,可以說是勢在必行。在 基礎教育階段實施基本法教育,這是理所當然而毫無異議的好事,正如即使在殖民地時代,在初中階段也是有專門 介紹香港公共事務的經濟及公共事務科,初中階段恰好是進行有關特區公民教育的適合學習階段──比小學階段有 更高的知識基礎和能力,又沒有高中學習階段的應試壓力。為了更好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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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談「獨」難之又難

誠然,如果同學在校園內要提及「港獨」,是無可避免的。撇除社會運動式的所謂關注「港獨」之類的行動,在校園之內至少有兩個場合會觸及「港獨」議題:第一是通識教育科課堂上,第二是同學總有可能在課堂之餘問起「港獨」問題。筆者一直堅持認為,對於「港獨」違法性這方面,再怎麼專業的老師也不是專業的法律工作者,不可能完全從法律專業的角度去辨析哪一種涉及「港獨」的言行是違法,哪一種不是違法。對於老師來說,他們只能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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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命題說多了就成為真命題了

魯迅曾經說過: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理,那些一再宣稱「港獨只是偽命題」的人,其實有沒有想過:即使「港獨」是個偽命題,但偽命題說多了,也就有可能成為真命題了。由於持這種「港獨偽命題論」的人,不僅有來自傳統反對派的,而且似乎更多是來自中間派甚至建制派的,故此很有必要花一番唇舌來縷析一下「港獨偽命題論」到底能不能真的站得住腳。 「港獨偽命題論」一個非常核心的觀點是,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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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獨」能禁校園小「獨」自止

今年暑假最吸引媒體報道的校園事件,竟然是來自十幾間學校的中學生,各自成立所謂的「港獨」關注組,以推動在校園內進行「港獨」活動。此等舉動,頓時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爭論。畢竟校園是一個供學生學習的場所,有別於其他社會場所,同時「港獨」又是明顯違反基本法和其他相關法例的行為,而中學生又屬於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士,箇中爭議的分寸拿捏,尺度掌控,可以說比校園以外的成年人社會來得更加複雜。 違法與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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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糾纏在歷史懷舊意識中

   今天還是講「一帶一路」的教學,重點是不要糾纏在歷史懷舊意識之中。什麼叫做歷史懷舊意識呢?本無此說,這裏是借用戰略學的一個名詞:戰略懷舊意識Strategic Nostalgia,本意指那些為國家研究發展戰略的專家智囊,過度沉湎在對過往歷史的類比之中,以至於所提出的發展戰略或者軍事戰略,僅僅是對過去歷史經驗的重複,頂多加上若干小修小補而已(見於西方戰略研究學的經典作品《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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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恐怖主義

   全球化單元是一個師生皆覺苦難的單元,而政治全球化更是難中之難。因此,在業界呼籲之下,政治全球化順應民意而從通識科全球化單元中給取消掉了。好了,恰好爆發ISIS伊斯蘭國等一系列恐怖主義襲擊事件了,那麼到底該不該向學生介紹這些佔據全球媒體頭條和全球社會普遍關注的大熱門時事議題呢?如果應該介紹,在哪個單元說好呢?如果不應該介紹,那以後就不要再提通識科關注社會時事了,最引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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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中國

   最近有一條新聞,提到德國駐華大使說:中德兩國應該共同制定下一次工業革命的標準。這條新聞恐怕不是引起很多香港人的關注,但這的確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新聞。重要在哪呢?     第一,提起中國工業,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輕一代,往往只有兩個極端的印象。一個印象是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帶的所謂「山寨廠」、「血汗工廠」,另一個印象就是改革開放前的「兩彈一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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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一帶一路」認識國情

   老實說,之前我也沒有想過本文的題目。話說剛剛過去的9月20日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在香港舉行的研討會,倒是第一次讓我想起,可以通過「一帶一路」的國家政策,引導學生理解當下的中國發展和國情。     一談起認識國情,對學生的教育和引導往往有兩類指向:要麼指向歷史上的中國、文化中國,要麼大而化之地介紹改革開放政策。像「一帶一路」這種指向當下的國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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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近空白的香港抗戰史教育

   留意,我不是說香港抗戰幾近空白,我是說香港抗戰史教育的幾近空白。香港幾乎人人都知道什麼叫做「三年零八個月」,也就是日本佔領香港的時間。但是,對香港在整個中國抗戰之中扮演什麼角色,以及當時的香港人在日本統治之下遭遇過什麼苦難,卻知之不多。為何會這樣呢?這是基礎教育缺失之故,在中國歷史科課程範疇內,能夠提到香港抗戰歷史的,根本就沒有幾句話。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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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教育的矛盾心理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九月三日又是國家第一次規定的抗戰勝利紀念日假期,那麼在中小學進行抗戰教育就是應有之義。既然如此,那為什麼本文標題又稱作「矛盾心理」?總不見得不作教育吧?   從歷史教育、國情教育乃至公民教育(反對戰爭、珍惜和平是一項毫無爭議的普世價值和公民教育價值觀)的宏觀角度來看,當然是要進行抗日紀念的教育。但是,當你從老師微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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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思維難解新議題

   今年通識科終於將中國單元議題納入卷一必答題,而且一下子設定兩題,這本是好事,畢竟重新反映通識科課程的全面性。第一題問及「三農問題」,看罷題目,又覺得有點擔心。倒不是說題目設計有什麼大問題,而是擔心兩點:一是對什麼是熱門時事議題有所疑慮,二是對評卷的要求有所憂慮。     先說第一點,記得在2012年第一屆正式考試之前,曾經出過一份練習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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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問題

   筆者很少在通識科課堂討論領土爭端,倒不是說通識科不關注這些,而是不容易說得清、道得明;直到最近,中緬邊境的果敢問題被傳媒一再報道,然後有些網上評論(居然包括香港)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甚至連釣魚島爭端等問題也一併扯入,然後又是一番上溯中國歷史,下陳當下戰略等等高大宏觀的論斷。     美國歷史學家、戰略專家Edward Mead Earle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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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證據、講道理

   上期談到,中國歷史教育應該「兩頭要緊」──上古歷史一頭和近現代史另一頭,都應該成為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點。     上一期文章重點在討論上古歷史的重要性和近年內地官方和學術界在國家文明探源考古工程上的重要舉措,這一期講近現代史。     近現代史,從來就不是香港中國歷史教育的課程重點。要麼是課程上淡化近現代史,要麼在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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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間誰更「中國」?

   上一期談到,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方面處心積慮侵略中國,但另一方面又毫不掩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偏愛,這造成了當時的中國人在處理對日關係時有敵友難辨的情緒迷惑。其實,甚至連作為侵略者的日本,有時似乎也表現出中日文化同源的「身份認同」情意結,下面聊舉數例:     「卧薪嘗膽」運動:讀過中國歷史關於甲午戰爭的人都會知道,甲午戰後,根據《中日馬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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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頭要緊的中國歷史教育

   所謂兩頭要緊,是指上古歷史一頭,以及近現代史一頭。所謂上古歷史,不是僅僅包括很大程度屬於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更重要的是,以考古發現有依據的華夏文明開端的歷史,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中華大地上散播各處的文化遺跡。至於近現代史,就是指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之後,一直到改革開放這段「兩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中華民族與內憂外患奮鬥的激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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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今傳後 時存殷鑒

   佔領行動終於清場,後佔中的檢討及重建工作擺上日程。各方各界陸續建言,不乏真知灼見。筆者留意到一點意見,似乎沒有人提出來過──政府應該編撰並公佈一份關於佔領事件經過,以及各部門處理應對的總結性報告。既上呈中央以作彙報,亦呈交立法會及公眾以作事件交代。     可能有意見認為,一份報告有何作用?既非重建的措施匯總,更可能惹起更多社會爭論,不利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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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與自由存在矛盾?

   2014年通識教育科DSE考試報告出版了,卷一第一題目自然又成為社會和傳媒關注的熱點,皆因為該題是問及社會政治參與和法治的。題目的第(b)題,是要求考生指出資料B中所示的兩個出現矛盾的香港社會核心價值。根據報告公布的評卷參考(第27-28頁),建議評改準則認為,兩項矛盾的核心價值分別是言論╱遊行自由和公眾安全╱公眾秩序。前者比較容易理解,就是涉及自由權利,後者雖然一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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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又起波瀾

   報章頭版頭條報道,說有建制派議員建議特首,將通識科課程設計法治和政治的內容刪減,然後加入一些關於「一國兩制」、中國經濟近年發展等內容。報道更煞有介事地提到,有計劃將法治政治的內容由原來的25%減少到18%。     筆者當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曾經有過這麼一段對話,但讓我感到納悶的是,上述報道內容基本上並不符合現在的通識科課程的實況。如果真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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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打開潘多拉魔盒

   無論「佔領中環」行動是警方全面清場,還是佔領者自行離開,總會有徹底結束的一天。筆者曾經兩次去過金鐘現場,一次白天,一次半夜,無可否認的是,佔領行動的參加者80%以上都是十來二十歲的學生或青年人。一般論者的着重點在於這次佔領行動是一個自發的、去中心化、網絡發散動員型的社運,也就是說從社會組織學的角度來分析佔領行動的運作模式。筆者更着重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到底這次佔領行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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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致校長書

 早前,有宣稱將會參加罷課的學生向其所讀學校校長呈交匿名信,信件提及了若干問題,要求校方回應。對於學生的罷課行動,教聯會深表關注。為此,本會就信件內容作出如下回應:   答:本來按照通行做法(國際標準乎?),對於一切匿名信函,皆可不作回應。現在姑且相信來函者你真的是我校學生,稍作破例,予以答覆如下:   原文:2014年8月31日,人大通過了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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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陰謀論

   人類歷史並不總是暴露在陽光之下的,在學校歷史科那近乎蓋棺論定式的課文敘述之外,以及在通識科課堂對新聞報道作煞有介事地探究之外,似乎總是存在着其他不為大眾所知的推動歷史變遷、影響社會變化的真正動力。從塵封日久而尚未解密的檔案,到小說《達文西密碼》所提及的「共濟會陰謀」,對於這些我們尚未得知,甚至連是否真正存在也說不清的力量,我們唯有將之命名為「陰謀論」。人們對「陰謀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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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的去政治組織化

   如果我們把去年「反國教」事件看成是一次社會運動的話,那麼現時仍在進行的「香港電視發牌」事件,也可以說是一場社會運動。這是最為直觀的觀察和判斷,不少政論人士都持這種觀點。     然而,如果我們細心深入比較的話,兩次表面看起來可以歸為一類的社運,其實內裡組織邏輯是大相逕庭的。前者,組織社運的所謂家長團體、學生團體,乃至據稱是其背後遙控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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