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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很少在通識科課堂討論領土爭端，倒不是說通識科不關注這些，而是不容易說得清、道得明；直到最近，中緬邊境的果敢問題被傳媒一再報道，然後有些網上評論（居然包括香港）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甚至連釣魚島爭端等問題也一併扯入，然後又是一番上溯中國歷史，下陳當下戰略等等高大宏觀的論斷。 美國歷史學家、戰略專家Edward Mead Earle教授
上期談到，中國歷史教育應該「兩頭要緊」──上古歷史一頭和近現代史另一頭，都應該成為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點。 上一期文章重點在討論上古歷史的重要性和近年內地官方和學術界在國家文明探源考古工程上的重要舉措，這一期講近現代史。 近現代史，從來就不是香港中國歷史教育的課程重點。要麼是課程上淡化近現代史，要麼在實際
上一期談到，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方面處心積慮侵略中國，但另一方面又毫不掩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偏愛，這造成了當時的中國人在處理對日關係時有敵友難辨的情緒迷惑。其實，甚至連作為侵略者的日本，有時似乎也表現出中日文化同源的「身份認同」情意結，下面聊舉數例： 「卧薪嘗膽」運動：讀過中國歷史關於甲午戰爭的人都會知道，甲午戰後，根據《中日馬關條
所謂兩頭要緊，是指上古歷史一頭，以及近現代史一頭。所謂上古歷史，不是僅僅包括很大程度屬於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更重要的是，以考古發現有依據的華夏文明開端的歷史，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中華大地上散播各處的文化遺跡。至於近現代史，就是指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之後，一直到改革開放這段「兩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中華民族與內憂外患奮鬥的激盪歷史。
上期談到在杭州參觀良渚文化博物館，這一期繼續談談考古文物與歷史教育的一些粗淺看法。 現在的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從課程上基本集中在商代作為開端，而資料當然以文獻為主，附以少量的文物相片資料。何為文獻？朱熹在註釋《論語》時解釋道： 「文，典籍也；獻，賢也。」也就是說， 「文」是指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字證據，包括各種典章制度紀錄、官修史書等等。
十一月頭去了一趟杭州，杭州景色固然美得無話可說，但此行卻有一處景點引起了我的思考─良渚文化考古博物館。雖說良渚文化不是第一回聽說，但真的去它的遺跡博物館，這卻是第一次。 博物館的館藏不止豐富，而且對良渚文化與其他石器時代的文化遺跡之間的關係，乃至與整個中原文化形成的關係，全部用文物證據和地圖描繪解釋得清清楚楚！並且得出一個非常重要的
全球化單元，似乎一直是通識教育科的最大難點。若果淡化處之，那不僅讓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內涵大打折扣，而且也跟香港這個號稱國際化都會的地位配不上。香港的通識教育，總不能只通於中、港，甚至只通於香港，而不通於全球吧？ 參考過往的考卷題目，全球化的題目一般都集中在全球文化方面，雖然也會滲入一些經濟全球化的因素，畢竟文化全球化的背後動力往往是經濟全球化，但說
人類歷史並不總是暴露在陽光之下的，在學校歷史科那近乎蓋棺論定式的課文敘述之外，以及在通識科課堂對新聞報道作煞有介事地探究之外，似乎總是存在着其他不為大眾所知的推動歷史變遷、影響社會變化的真正動力。從塵封日久而尚未解密的檔案，到小說《達文西密碼》所提及的「共濟會陰謀」，對於這些我們尚未得知，甚至連是否真正存在也說不清的力量，我們唯有將之命名為「陰謀論」。人們對「陰謀論」這
上一期談到，不少影評對電影《大明劫》都提到治國與治病的關係，彷彿明朝因治不了瘟疫所以才亡國，更有不少借古諷今的論調。於是乎， 瘟疫的防治與管治的興廢，兩者似乎成了正比例關係——瘟疫得治，則管治維持；瘟疫失治，則管治崩潰。好，不妨用通識教育科的批判性思考評論一下這個說法。 不錯，不少歷史文獻記載，明朝末年的大瘟疫的確耗盡了國家和社會的
最近內地有一部名叫《大明劫》的電影，講述明朝末年民間醫生吳又可（ 姓吳， 名有性， 字又可）為明朝軍隊醫治瘟疫。電影分兩條線敘事，一條線是講述明朝崇禎皇帝面對闖王軍隊的壓力，起用名將孫傳庭，練兵修械，準備反擊，但卻偏偏遇上前所未見的瘟疫，大批軍民飽受感染，持傳統診治方法的醫官束手無策。另一條線則是講述吳又可醫生，嘗試用有別於傳統診治的觀念和方法，重新界定瘟疫的病理學原理
中國歷史科應該必修，那麼物理化學生物科是否也應該必修呢？會計商業等科目是否一樣應該必修呢？ 有論者認為，中國歷史科關乎認識國情，身為中國人應該認識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所以中國歷史科應該必修。可同時身為現代科技社會的中國人，我們是否也應該有良好的科學基礎知識呢？身處現代，科學技術一日千里，更新極快，從衣食住行到工作休閒，無一處不是被現
說起中國歷史科的學生學習動機，其實也不是很抽象的學理問題。人，總是喜歡聽故事的，學生更是喜歡，因此學習歷史科最原始、最樸素的動機，莫過於想聽故事。記得以前讀書之時，男同學往往喜歡聽《三國演義》之類的英雄故事，而不少女同學則喜歡聽些宮廷幃幕的典故。中國歷史悠遠流長，上課之時還愁沒有故事可講？何況歷史科幾乎是唯一一門以「講故事」為主要講課形式的學科呢。 &nbs
這裡說的兩難，不是指教學法或者教育學上的兩難，而是指對學生的學習動機來說，這是兩難。先旨聲明，筆者純粹是猜測，並沒有對退修中國歷史科的同學做過系統而科學的意見調查，如有錯誤，歡迎指正。 對於同學來說，死記硬背幾乎肯定是苦不堪言的。子曰： 「吾未聞有好德如好色者也。」同理，吾未聞有好學如好色者也，更未聞有好背誦如好色者也！據說鄧飛老師
「危險，並不在於我們要去掩飾革命歷史中的巨大污點，去掩飾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代價，去掩飾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沈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 這是現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E.H.Carr在他那十卷本的鴻篇巨著《蘇維埃俄國史》的結尾中留下的警語。 同理，要在國民教育、通識教育科和中國歷史科課程中，向學生講解
「現代中國」單元的文化主題，筆者有三項觀點﹕ 一，改革開放和傳統文化兩者之間並不是簡單的此消彼長關係； 二，在改革開放和傳統文化之間，尚有四九年建國至改革開放前形成的共產“新傳統”； 三，對傳統文化的界定，尤其是民俗，不宜“泛儒家化”。 對於舊的文化傳統，共產新傳統和改革開放這三者關係，筆者作如下概括﹕ 新傳統批評更否定舊傳統，&nb
「危險，並不在於我們要去掩飾革命歷史中的巨大污點，去掩飾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代價，去掩飾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這是現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E.H.Carr在他那十卷本的鴻篇巨著《蘇維埃俄國史》的結尾中留下的警語。 同理，要在國民教育、通識教育科和中國歷史科課程中，向學生講解現代
無可否認，國民教育已呈七零八落之勢。有識之士提議，應該全面恢復中學必修中國歷史科，以中國歷史作為國民教育的根本。培養同學對國家民族的情懷，應該深植於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學習和認知。 如此說法，既認同，也不認同。之所以認同，是認同愛國情懷必是源自了解傳統，否則流於盲目。但之所以又不全然認同，是因為借中史科作國民教育，至少面臨兩個不易解決的
一談到國情教育，社會評論的焦點馬上像條件反射式地鎖定那些所謂「敏感議題」。To teachor not to teach，教還是不教！用這種逼供審訊式的簡單二分法來拷問各方。然而，有一點卻往往被有意無意之間遺忘了，那就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詭異地被簡稱作「德國科」）是小學至初中必修。換言之，德國科的對象是6 歲至14 歲的少年學童。動輒用六四事件、審訊爭議、民工問題等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