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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廣州到香港，逐漸流行一股「保衛粵語運動」的風氣。筆者是百分之百的粵語人，甚至敢誇口，我的廣府話說得比許多香港人和廣州人要字正腔圓得多。保護粵語，我不止舉手支持，而且份屬當然。 不過，在當下這股粵語的社會風氣當中，似乎存在一種值得深入討論的傾向。 從網絡發表乃至媒體訪談來看，支持保護粵語的人士，往
最近隨便翻閱兩本言及法治的通識科教科書，居然都不約而同地用包公斷案來比較西方法治下的司法制度，結論當然是褒揚西方法治之先進，貶斥中國人治之落後。閱罷，啞然失笑！ 首先，公案小說乃至影視作品裡面的包公斷案，不等於中國歷史的實況。試想，如果歷史上的包公真的動輒在開封府衙用三大鍘刀處死罪犯，那麼開封府公堂上豈不是血跡斑斑，鬼影幢幢？文學作
新高中的通識教育科，總是在左右為難的困局之間徘徊遊走。其中一個左右為難的局面，就是該不該在通識科中進行價值教育：進行價值教育，唯恐變成價值灌輸，有違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之原意；不作價值教育，更恐出現價值偏差，縱容甚或誘發學生極端價值觀。怎麼辦？ 在筆者接觸中，同學討論、探究時事議題，不盡是搬字過紙、人云亦云的。能形成自己見解的，仍是不乏
上一期談到，不少影評對電影《大明劫》都提到治國與治病的關係，彷彿明朝因治不了瘟疫所以才亡國，更有不少借古諷今的論調。於是乎， 瘟疫的防治與管治的興廢，兩者似乎成了正比例關係——瘟疫得治，則管治維持；瘟疫失治，則管治崩潰。好，不妨用通識教育科的批判性思考評論一下這個說法。 不錯，不少歷史文獻記載，明朝末年的大瘟疫的確耗盡了國家和社會的
最近內地有一部名叫《大明劫》的電影，講述明朝末年民間醫生吳又可（ 姓吳， 名有性， 字又可）為明朝軍隊醫治瘟疫。電影分兩條線敘事，一條線是講述明朝崇禎皇帝面對闖王軍隊的壓力，起用名將孫傳庭，練兵修械，準備反擊，但卻偏偏遇上前所未見的瘟疫，大批軍民飽受感染，持傳統診治方法的醫官束手無策。另一條線則是講述吳又可醫生，嘗試用有別於傳統診治的觀念和方法，重新界定瘟疫的病理學原理
2013年12月3日，「2012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Assessment簡稱PISA）發布成績。在參與的65個國家╱地區中，香港十五歲學生以母語閱讀的能力和科學能力均排名第二，數學能力則排名第三，成績繼續名列國際前茅，這當然讓教育部門和不少關心教育的人士彈冠相慶。 &nb
好一個國民教育學校版圖！被列入該版圖的學校，恰恰反映了這些學校及其背後的辦學團體，能夠堅守教育專業，提供符合學生最大利益的課程。 對，您沒看錯，我的確是講「國民教育課程符合學生最大利益」。難道不是嗎？當全世界都把眼光放向中國發展之時，香港如果能夠充分發揮內地和外國都不俱備的「一國兩制」優勢，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一個比內地和外國都更全面的視野來了解國
內地有一句很著名的說法：細節決定成敗。套用到香港今天的處境，筆者在全國港澳研究會表達的第二個觀點是：行政細節決定政治成敗。 這裡所說的「行政」，我指的是公共政策醞釀擬定的過程。與內地顯著不同的是，香港許多政府政策的決定，並不是僅由政策局長或者常秘一手包攬和決定，而是必須經過一系列的法定諮詢和委員會決策的程式，讓社會各方持份者可以參與其中，對政策草案作不斷的添磚
如果我們把去年「反國教」事件看成是一次社會運動的話，那麼現時仍在進行的「香港電視發牌」事件，也可以說是一場社會運動。這是最為直觀的觀察和判斷，不少政論人士都持這種觀點。 然而，如果我們細心深入比較的話，兩次表面看起來可以歸為一類的社運，其實內裡組織邏輯是大相逕庭的。前者，組織社運的所謂家長團體、學生團體，乃至據稱是其背後遙控的政黨，
美國自從斯諾登爆出竊聽行為之後，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勢。不止中國被美國廣泛竊聽或者截取通訊訊號和網絡數據，現在連歐盟各國甚至教皇也據稱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竊聽範圍之內。據說美國情報部門希望藉此而達到無遠弗屆、無所不知的程度，如上帝般「全知全能」。 據「大數據」（Big Data）這個概念的提出者之一Viktor Mayer-Schonber
「拉布」是事件（incident），「行政立法關係長期緊張」是議題（issue）（2013年文憑試通識科卷一題目）；「國教風波」、「港人成功登陸釣魚島」、「港人支持汶川地震賑災」這些都是事件，「港人國民身份認同的變化」則是議題（2013年卷二題目）。事件和議題之間的區別與關係，對指導通識教育科的學與教有非常重要意義，雖然這種意義往往被低估了。
上期提到，香港教改，既為填鴨式教育鬆綁，但又不是一頭栽向西方式教育，但是這條中庸之路並不易行，因為教師不易教，學生不易學。何出此言呢？因為香港的課程改革，一方面立足於學科知識的灌輸，另一方面又強調能力的培養，兩廂兼顧，其實要求是很高的。如果只是強調前者，那麼等於填鴨式教育。如果只強調後者，那麼不但學無根基，而且從教育學和知識論的角度來說，筆者根本不認同有抽離於知識之外的
最近風聞坊間有意見認為，為了減少通識教育科的學與教壓力，建議取消單元五和單元六，也就是環境教育和公共衛生兩個單元，對此筆者大不認同。 環境單元和衛生單元，涉及一些科學科技的常識性知識，對於不是修讀理科的同學來說，似乎有一定的學習難度。同理，對於不是教授理科的老師來說，同樣具有一定的備課壓力。但是，環境議題和衛生議題，卻是最適合學生用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取消通識科必考？」如果來年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考試真的以此來命題，不知讀者有何感覺？我就覺得有點詭異。 不是嗎？一來通識教育科關注時事，那麼最近關於通識教育科應否列為必修的爭議驟起，該議題自然也落入教學和應考的範圍內。二來這個議題本身的爭論焦點就是通識科應否必修必考，那麼如果以此爭議點來做考試命題的話，等於用考試的方
教師粗口事件，雖然已經越鬧越政治化，但是箇中是非曲直，卻並不複雜。 第一，如果老師講粗言，那麼如何要求學生不應講粗言？這是最顯淺不過的道理。筆者相信，即使說粗言的那位老師，也不會同意學生可以隨便講粗口。言行舉止的大方得體，是品德教育乃至公民教育的基本要求。無論東西方文明，都不會把粗言穢語視為社會的正當行為和教育上可接受，甚至可讚許的
通識科既然是鼓勵學生融合所學的各科知識，用以探究時事議題，那麼學生所學的學科知識結構，就必然構成了通識教育科學習的基礎。這個道理看似簡單，但實際情況可能複雜得多。 第一，不同學校的學科結構可能完全不同，但通識教育科課程卻是統一的，如何能在不同學科結構的基礎上，教導學生掌握一門統一課程的通識科呢？雖然現時學校可以因應學生差異而對學科結
通識教育科的問題，說到底是一個知識論的問題。不是故作驚人語，所謂知識論的問題，意指通識教育科這門學科到底是以什麼知識作為學科本體，或者說，這門學科到底承載着什麼知識。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到底希望學生學習掌握什麼知識。 對於中英數和傳統學科來說，知識論問題的答案幾乎是顯而易見的。但唯獨通識教育科，卻總是語焉不詳。課程指引所提及的「擴闊視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短期檢討報告已經塵埃落定，無甚大的變化。然而，一直以來教育界前線老師都有聲音，呼籲要精簡通識科的課程，從而減輕教師的備課工作量。具體的精簡建議往往聚焦於減少教學單元，例如取消個別單元，或者將部分單元列為非必修單元。 筆者認為，取消單元和改部分單元為非必修，這種做法並不能對症下藥。通識科之所以備課工作量大，絕對不是因
早前反預算案遊行中，例牌不斷有政團提及，用「全民退休保障」取代現時的「強積金」。這是一個頗令人納悶的提法。前者是一種養老保障，後者其實也是養老保障，有何區別呢？ 大多數的通識科時事議題，均涉及公共政策。分析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的工具，莫過於成本效益。 成本效益分析政策 論成本，前者是否低於
當今年通識科試題以「立法會拉布」為題之後，馬上有不少人猜想，明年很大機會問「佔領中環」！之所以這樣猜測貼題，背後隱含一種判斷：熱門的香港政治時事，一定是出題熱門。 熱門時事成出題熱門 問題是，熱門政治時事每日更新，全年多如牛毛，如何可以準備齊全？不錯， 「佔領中環」的確是近期非常熱議的事件。但是， 「碼頭罷工」事
如果我在通識教育科的課堂上，教授和引導學生討論：將來的結婚伴侶應該是怎樣的？將來要不要生孩子？生下孩子後，應該如何教導孩子成長？請問大家對此有何觀感？估計不少讀者都會說犯不着這麼早就教學和討論這些話題吧，就算中六的同學也不過十八歲，剛剛成年而已。這麼早討論結婚生孩子的問題，似乎太早了吧。 結婚生孩子養孩子，是學生在不遠的將來所必然經
通識科試題一出，傳媒又照例拷問，有沒有政治敏感的命題。這一屆試卷似乎沒有讓「熱心的」傳媒失望，的確就六四事件、立法會拉布等政治性的議題命題了。也有教育界人士對此表示歡迎，認為考評局不避政治敏感，勇於出題。然而，筆者認為這種想法相當無聊。道理很簡單，就兩點理由：第一，如果認為某些政治性的議題是敏感的，所以就應該出題，那麼是不是意味着另外一些政治性的議題就沒有那麼敏感，所以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考試剛剛完成，傳媒又例牌拷問一番。今屆試題以立法會「拉布」和六四事件對港人身分認同影響來命題，外間之反應，尤其是傳媒，可謂有讚賞亦有疑慮。讚賞，是因為考評局出題不避政治敏感，符合通識本意；疑慮，是擔心如此敏感議題的評卷，能否做到不偏不頗，不以考生立場評分。 對於上述讚賞，筆者覺得雖非不當，亦屬過譽了；對於上述疑慮，筆
